六十九

自从明道元年赵元昊自立为王以后，几乎年年大举进犯，在我一朝，眼看国土流失。朝廷养兵一百多万，却每次都大败。大宋有大片疆土、大量人民、大批财富要守，而叛军没有什么负担，想打哪儿就去哪里，攻下了就有大批财富、美女。我们没有足够强健的战马，以步兵为主的部队在平原上仰攻占有地利的骑兵部队，失败也是可以预见。

朝廷里於是越来越多地讲到议和。那段时间我常常长夜不能寐。十四岁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恨我朝的软弱，中原的地方从未如此狭小过，连燕云十六州都落在辽人手中。那时我曾经迫切想过自己将来的作为，以为我是皇帝，自然能将整个干坤扭转。

现在才知道，理想与现实是不一样的。君王的功业，要建立在百姓的血肉之上。仅在陕西一地，和时每年军费二千万贯，战时三千三百万贯。高出一千三百万贯。而假若与西夏辽国和议，朝廷每年付出的仅仅是三十万贯。大宋每年赋税收入在一万万贯以上，三十万，微不足道。

可一国的尊严与百姓的安定要怎么比较？

直到某一夜出宫去，在樊楼前的那个棚中吃了一碗圆子。

圆子已经涨到五文，吃的人只有我一个。老板气色也不好，谈到米价由原本的八百文一石暴涨到两千九百文，他的圆子连本都收不回了。"怎么活下去啊。"他摇头说，"只好早日收拾了这摊子回去了。"

旁边摊子的人问："回去干什么？种田？今年又要加赋，你看这战再打下去，明年还要加。外面到处灾荒，在京城能呆着就是造化了。"

我回去时，把那些劝和的奏章翻出来看了良久。

各地叛乱、兵变，一年多於一年。这没有胜算的战再打下去，是在逼百姓入水火。孟子说，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

替自己找了很好的理由。於是与西夏订立了和议，每年给他们银、绢、茶。对辽也是增纳岁币议和。

内心，毕竟是不服的。只是开始明白了，要与外敌相争，应该从内里开始着手才好。

庆历三年，任用范仲淹、韩琦、富弼等人执政，希望对吏治作一些整顿。我想整个大局发展安定了，对外厚积薄发总是好的。

的确是有作用的，但是无法避免触及一些元老重臣的利益。他们扣给范仲淹的罪名，我自然不会相信。但是，当整个朝廷都开始附和，那就不在於他做了什么事，而是朝臣希望我做什么事。而我偏就生了软弱的性子，没有办法指所有人悖逆。